程翔我教百合花

我年参加工作，那时高中课本就有《百合花》，我教过后就深深喜欢上了这篇小说，还写过一篇《〈百合花〉与莱芜战役》的小文，发表在《莱芜日报》上。几十年后的今天，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又重新收入《百合花》，我自然有一种故友久别重逢的亲切感。

如今再教，感觉《百合花》写得实在是好。几十年前，自己尚幼稚，没有真正读懂，只觉得好，但理解不透，教学自然不会到位。我体会到，教语文，单靠学识渊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前也读过很多教学参考资料，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些资料看了也化解不开。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不用看很多资料，单是读上一篇，感觉就懂了，而且心领神会，有滋有味。看来，丰富的人生阅历就是最好的参考资料。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把这篇小说的主题教成了“军民鱼水情深”。如今我对它的理解则大不相同。这篇小说是写人情、人性。今天的高中生，与几十年前的高中生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接受着同样的教育。这群学生的年龄是固定的，教师永远面对15—18岁的学生群体。他们受小学、初中教学的影响，他们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在理解经典上不可能有大的超越。还有，《百合花》的内容远远超越了中学生的生活和情感经验，学生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深刻用意，更何况这篇小说外显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那水下深藏不露的宝物，除了个别学生能苦心孤诣外，绝大多数学生实在难见真相。而教师是变化的，年龄在变化，心智在变化，对人情世故的体悟也在变化。曹雪芹说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就需要启发、引导、点拨。教师的作用，是在教材和学生之间搭建桥梁。而这搭建桥梁的技巧就是教学艺术。

我从小说文体入手，没有在所谓“青春主题”上花费精力。文体是教学设计的切入点；抓住了文体，就牵住了牛鼻子。什么是小说？过去，我们习惯用“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来概括小说的特点。这是很表面化的做法。小说的本质特点是虚构以及散文化语言；人物是虚构的，情节是虚构的。大凡优秀小说，其核心任务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的核心目的是表现人性；至于表现什么样的人性，则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

《百合花》集中写了几个人物？“我”、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个。哪一个是核心人物？学生有的说通讯员，有的说新媳妇，没有说“我”的。“我”既然不是核心人物，那在小说中起什么作用呢？学生说，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起穿针引线的作用，是重要人物。这个认识是对的。通讯员和新媳妇呢？都是核心人物，核心人物不一定只有一个。

教师问：作者是如何塑造通讯员这个人物形象的？此问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认真读书，梳理相关内容。学生说通过一系列的描写：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细节描写、侧面描写、语言描写，等等。学生找到后，要深入理解。我问学生：“哪段描写打动了你？”这很能考查学生欣赏小说的能力。

一个学生说，这个通讯员与“我”在一起腼腆羞涩，但他临走时掏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他还是挺关心人的；表面上不善言谈，内心火一般热忱，挺感人的。另一个学生说，他被通讯员“扑”在手榴弹上的行为感动了。这是借助侧面描写来表现他的勇敢。我说，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表现战士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描写，这似乎很正常，怎么你就感动了呢？前面也写了几个重伤员，你并没有感动，为什么这里就感动了呢？学生不能回答。我引导说，这个通讯员“扑”的行为，说明他很勇敢，可他在女性面前呢？学生忽然明白了：这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见到女性就脸红、腼腆、忸怩、羞涩的通讯员，原来在战场上是如此勇敢无畏！这才是被感动的原因。也就是说，通讯员的完整形象是剥笋一样慢慢形成的。至此，学生恍然大悟。学生自己被感动，但不一定能说清楚原因。这是他们对小说笔法认识不够的表现。另外，通讯员的形象是通过“我”态度的变化逐步显现出来的。“我”对通讯员的态度，最初“生气”，然后发生“兴趣”，接着“亲热”起来；当看到他“傻乎乎”的样子时，竟然“爱上了”他。这个变化多大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一个“傻乎乎”的人，有什么可爱的呢？这是本篇小说很难理解的地方。通讯员的“傻”，说明了他的单纯、质朴，没有“心机”，似一盆清水。所以，概括通讯员的形象，一定要准，那就是“质朴、纯真、憨厚”。人生在世，你是愿意和心灵透亮的人交往呢，还是愿意和心机深重的人交往呢？答案是明确的。作者茹志鹃写作本篇小说时，在生活中遇到了沉重打击，让她更加想念战争年代，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美好的。这一点，学生很难体会。这就是写人性。这里的“爱”，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的爱，而是同志之间纯正的友爱。这大概是处在青春期的高中生难以理解的一种感情。

我喜欢《百合花》，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媳妇这个形象塑造得好。作者对她也进行了各种描写，其中最精彩的是语言和神态描写。新媳妇喜欢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请看这一段：

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

作者写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教师可以让学生练习朗读。这种朗读叫作“表演式朗读”，即像演员一样来表演着读。比如读“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这一句时，前后都应加上笑声“嘻嘻”，这就把新媳妇的神态表现出来了。学生很难理解到这个程度，因为新媳妇逗通讯员玩的那一段，是新媳妇的“杰作”，她为自己的“杰作”而笑。

“他可受我的气了”这一句太令人遐想了。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教师借助“场景还原”的方法，启发学生再现新媳妇和通讯员的对话。找两个学生，一个扮演通讯员，一个扮演新媳妇，来一次对话。估计学生会搞笑，对不到点子上。这就要点拨。本篇小说有多处“暗示”：

1.乡干部的出场。（说明工作繁忙，村里人手不够，便让包扎所的人自己去借被子。同时暗示新媳妇的丈夫也上前线去了。）

2.通讯员“大姐、大嫂”地喊。“我”看到新媳妇“头上已硬挠挠地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说明通讯员傻乎乎地乱喊，不知怎样恰当地称呼新媳妇。傻乎乎的小伙子引起了新媳妇的好感，便想逗一逗他。）

3.通讯员说“老百姓死封建”。（很可能是新媳妇说了“女人盖的被子不能给陌生男人用”，“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来逗通讯员。）

4.新媳妇称通讯员是“同志弟”。（“同志弟”的称呼多亲切！新媳妇喜欢逗这位“同志弟”，而且两人年龄大小也表现出来了。）

5.“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我”是这样说的：“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把这话移植还原成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对话，就很有戏了。在新媳妇看来，我哪里用得着你来讲这些大道理呀。这位同志弟呀，你只是个通讯员，你打过仗吗？你会打枪吗？遇到敌人扔手榴弹你怎么办？这些逗他玩的话很让同志弟“受气”。）

这些“暗示”体现作者对情节的精心安排，绝不是闲笔。什么是情节？中国古代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说。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谈到情节和故事的区别时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叫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由于伤心过度不久也死了”——这叫情节。（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也就是说，情节一定显示内在的逻辑关系。说它内在，因为它有隐藏性、暗示性。对于短篇小说的教学，找出这些“暗示”相对容易；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己把它找出来。如此，学生才有收获，就懂得小说阅读的规律了。这就是培养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如果在教师的启发、点拨下，学生能够还原出对话的场景，那将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教师要引导学生细心寻找，发现一点就说一点，由点成线，由线成片。学生会感到很有意思，寻找的劲头会越来越足。当虚拟还原的场景形成后，这隐藏在水下的内容就浮出了水面：

新媳妇刚刚结婚，还沉浸在幸福之中。她是一个很开朗、俏皮的女性。她的丈夫不在家，很可能也是一位战士，此时就在前线打仗；或者如乡干部一样忙着支前工作。新媳妇看到通讯员，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也就没有什么隔阂，更没有提防——这就是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友爱，非常单纯。通讯员见到新媳妇，不知称呼什么好，先是称“大姐”，接着又称“大嫂”，加上他见到女性就害羞的性格，让新媳妇觉得他很可爱，于是就想逗逗他。这种逗人玩的心理，中学生很难理解。这是民俗民风，也是美好人情、人性的表现。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开开玩笑，逗逗乐子，那就说明彼此融洽，有好感，心不设防。新媳妇年龄比通讯员大，可是这位通讯员却傻乎乎地向新媳妇讲起“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这样的大道理，让新媳妇觉得通讯员很好玩。在新媳妇看来，我家也是一个革命家庭，丈夫参军，这些“大道理”用得着你“同志弟”来给我讲吗？自己刚结婚三天，丈夫就上前线了，我深明大义，这些“大道理”我比你“同志弟”懂。但新媳妇并没蔑视通讯员，傻乎乎的通讯员让她喜欢。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两个人之间进行了一场颇有趣的“对话”。想一想吧，这样的虚拟场景多么有意思呀！

再往下发展，新媳妇有了变化。她看到通讯员被抬下来，短促地“啊”了一声，听完担架员的叙述，她又短促地“啊”了一声。这两次“啊”有什么不同？学生应该能回答上来：前者是感到意外而惊讶的呼声，后者是敬佩和悲痛的呼声。其实，新媳妇始终悬着一颗心：丈夫的安危。现在，通讯员受重伤，她就当作自己的亲人来对待了，羞涩全无，“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一针一线地缝着肩上的破洞，似乎是在弥补当时未能及时缝补的缺憾。当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的时候，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是我的——”，接着就流下了眼泪。“气汹汹地嚷”和“流泪”是悲痛到极点的表现，或许还有一点自责在里面：会不会她与通讯员“对话”时说的“你打过仗吗？你会打枪吗？遇到敌人扔手榴弹你怎么办”那些话刺激了他？读到这里，新媳妇的形象才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是一个既开朗、俏皮又深明大义的女性。新媳妇的前后变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这个文学形象熠熠生辉。

读者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要虚构一个新媳妇呢？虚构一个支前模范老大娘行不行？《沙家浜》中不就有个沙奶奶吗？不行，那与之相对应的就不能是通讯员了，也就不能有逗着玩的内容了。创作意图决定创作内容，作者不是简单地表现军民鱼水情深，而是借战争背景来表现美好的人情、人性。在这一点上，《百合花》与《荷花淀》风格类似，即茅盾评价的“清新、俊逸”。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中写道：“《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她又写道：“年初，那时虽在反右，不过文学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还正在制作和诞生中，可能有一些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还没有套到我的头上，还没有成为紧箍咒……”后来，作者的其他作品与这篇就有了明显不同。一篇作品不能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这篇《百合花》则表现出了长久的生命力，历久弥新。

《百合花》写于反右派斗争年代，作者的丈夫王啸平受到了严重冲击，给茹志鹃带来了异常的痛苦，也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她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写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确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这一段话是理解《百合花》创作背景的关键。作者通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表达了对真诚的人际关系的向往，歌颂了美好的人情、人性。

显然，这样的小说在当时很另类。作者投稿，接连被拒，还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是可以想象的。即便在今天，一部分读者也还习惯地往“军民鱼水情”上靠，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庸俗政治学容易遮掩读者眺望文学的眼睛。

课上完了。学生说：“这篇小说真好！”我笑了。

——《语文学习》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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