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谷中的百合花四十七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福音堂”最初的几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八年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疮痍依旧，内战的烽火又一次重新燃起。围绕国共争斗的是是非非一时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关心国事”的时候，相忱却对时局的变化毫不在意，只一心一意地传福音。
早在一九四八年间，中共的胜利即已初现端倪，人们普遍担心新政权成立后的前景，而基督徒便较其他人更多了一层忱虑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信奉无神论，并且曾有过迫害教会记录的政权。因此，从这年底起，一部分外国的差会和他们开办的神学院、福音机构以及宣教士就已开始安排撤离。
一天，相忱从外边回来就对我说：“有一件事。”我问他：“什么事呀？”他笑着说：“你想不到的，刚才吴智院长把我找去了。他要我去印度尼西亚！”原来吴智先生得知圣公会正在招收牧师的消息，要求是会英文和广东话，计划派遣到印度尼西亚去开展福音工作，吴智先生觉得相忱的条件非常适合，所以就来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吴智先生最了解相忱，就特别对他说：“这件事你要好好祷告神，如果是神的心意，你就去，如果不是神的心意，你就不要去。”讲完事情的原委，相忱接着对我说：“神给我的呼召在中国！中国有这么广大的禾场，有这么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要踏踏实实在这里把神的工作做好。我不去那边！”我从心里完全支持相忱的选择，就鼓励他说：“那你就要忠实你的呼召！不去是对的！”得到我的支持，相忱显然更加高兴，说：“我不去，我没答应他。”我也同样高兴地说：“没答应就对了！”
局势越来越紧张，离开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远东宣教会也很快要撤走了，临行前，芮牧师也找到相忱，劝他说：“共产党掌权后，恐怕福音工作就不好开展了，并且极有可能会受到逼迫。你如果想离开中国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带你全家 。你英文那么好，在国外照样能事奉。”芮牧师一曾是相忱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证婚人，他一直都很喜爱相忱。可相忱却回答他说：“我的托付是在中国，到外国去干吗呢？共产党在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做得太离谱。再说，神既然呼召我在中国传福音，他一定会为我负责到底，会为我开出路！”
不仅很多外国的宣教士走了，不少国内的传道人也在此时纷纷离去。面对这样一种光景，相忱的心里并没有不安，更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事奉的职分，聚会讲道、传福音和探访信徒。正像他自己经常说的那样：“神给我的呼召在中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前面的道路固然变幻莫测，但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全然向神交托，相信纵然是在各样的困境中，神都是我们的依靠。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入城，许多教会的传道人立时陷人不知所措的惊慌状态，大家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策略了无所知，然而如何与这样一个奉行无神论的政权共处，并继续进行福音事工，却成为教会眼前无可回避的课题。相忱却和原来一样，对于身边的一切变化都安然处之。遇到有些同工同道来和相忱交通他们心中的这些忱虑时，相忱总是笑着安慰大家，说：“你们太过忱虑了。首先，我们传福音的与政治没什么关系，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一样，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照样做，因为我们是为神工作，不是为某个人或政权;第二，共产党也并非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共产共妻’，纯粹是没有的事儿，并且共产党的政策中有一条‘宗教信仰自由’，解放军进了北平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也不会乱来的，你们大家放心好了！”
二月三日，解放军首批军队开进北平城，事先地方上的保长就已布置各户把纸条按照米字形状贴在门窗上，谨防玻璃被震碎。这位保长也姓梁，叫梁华庭，是附近修理眼镜的。另外，我还多买了一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相忱看见家里储存的粮食，很不以为然，只说一句“咳，这有什么必要！”看着从阜成门入城的解放军队伍，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地从“福音堂”门口经过，相忱感到更加放心，因此也才共产党有了些好感，他想：有纪律的军队是不会乱来的。再说自己不过是个传道人，教会和政治也没有什么关系，不管谁来掌权，只要自己不犯法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地传福音。
现实似乎证实了相忱的判断，新政权出于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力量的需要，对宗教暂时以执行统战政策为主，所以教会在一九四九年全年并没有呈现紧张的气氛，偶尔也有从外地传来教堂被侵占、工作遭遇干涉的消息，但北平的各个教会依然平稳如常。虽然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相忱和同工们上街敲鼓传道首次遇到了阻拦，但他对此却并不在意，只说“人家不让上大街传福音，咱们就在屋里传。”政权变了，环境变了，而相忱为主传福音的心志却始终没有改变。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这次会议上，吴耀宗先生等五人因其“进步倾向”得以被政府选派为基督教界的代表。吴耀宗先生也是广东人，早年曾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过神学，回国后长期供职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专门从事文字出版的工作。在这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先生所秉持的自由派神学也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思想，、随着他的著述的不断发表，已经在基督教会内颇为引人侧目，大致简单说来，“新派”神学不信神创造万有，不信耶稣基督是神，不信他是为童贞女所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和升天。当然更不信基督还要在末后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还有在他们看来，福音也根本不是使人灵魂身体得救，得享永生的恩典，而不过是可资推行“社会改造”和“人格重塑”的一个工具。于是，“新派”神学并不为众多福音教会所接受，而直接被称为“不信派”。
我对“新派”的了解也是来自相忱。我曾见过他在读书的时候，突然愤怒地脱口而出“这是什么‘新派’！根本就是不信！”，后来他也在我们两个人一起灵修中，详细地为我剖析过“新派”神学是如何的背离了福音真道，从而带领我对这一派信仰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吴先生比相忱年长二十岁，虽说同为广东老乡，又一同在教会事奉，但彼此素无来往，只是知晓吴先生的大名而已。 一次可算得上交往的事情，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那是另外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广东同乡到“福音堂”看望我们，因为他第二天要急着赶路，就把一件给吴耀宗先生的物品托相忱代为转交。客人走后，相忱把留下的物品递给我，说：“你给送一趟得了，我不去他那。”我知道相忱就是这样一副耿直的脾气，从来不会转寰，可是客人托付的事情总要完成，他既不肯去，就只有我去了。吴先生常年住在上海，但同时在北平也有一个家，在东城帅府园附近的一座楼房的三层。房间很宽敞，摆设也很讲究，吴先生不在，接待我的是他的儿子。他发现我注意到桌子上正摆放的一些烟酒就有些不太自然地解释说：“那是招待客人的。”我问他：“你信主吗？”听到这话，他显得更不自在，迟疑着回答说“我也信。”“你聚会吗？”“我没功夫聚会口。”“你在哪里工作呀？”“我在市政府工作。”这个年轻人急于想要岔开话题，就说：“我们还是同乡呢。”我回答他说：“但是同乡却不同路啊！”他讪讪地笑着，不做声了。
吴耀宗先生原本在基督教界并不出名，也不是教会的 ，但此时却借着“政协委员”的身份一跃成为政府在基督教界的代言人。政协会议结束后，以他为首组成的基督教访问团前往全国各地，向教会传达政协会议的精神和政府有关的宗教政策等。一九五0年五月，吴先生的访问团和其他一些教会领他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三次接见，九月，吴先生又根据周的指示，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从内部为政治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基督教会打开了门。
相忱也并非对教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全然漠不关心。由吴先生主编的杂志《天风》此时已成为指导这场“教会革新运动”的重要喉舌，相忱也请在上海的陈本伟弟兄为他代订了一份。最初收到杂志的时候，相忱每期都认真阅读，他看过后我也拿来看。连着看了几期之后，相忱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把手里的杂志往桌上一摔，气愤地说：“什么《天风》啊，这是‘地风’！讲的都是地上的事！不看啦！”又吩咐我说：“从此以后，别看啦！”从宣言和《天风》的文章内容不难看出，“教会革新运动”的矛头 指向的是那些依靠外国差会建立起来的大教会，似乎与“福音堂”这样一些与外国差会毫无瓜葛的自立教会没有关系。然而不久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 瞬间就把整个中国的教会都抛人惊涛骇浪之间。战争的爆发使中美两国迅速交恶，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府假借处理美国在华资产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教会代表不仅有接受了外国津贴的教会，也包括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这些没有接受过外国津贴的自立教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竟把基督教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作为“侵略的据点”也很自然地被当成“改造”的对象。会议的另一个成果就是产生出基督教新的全国性领导机构一一“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先生成为筹委会的主席。自此，举凡政府在社会上所号召的任何政治运动，“三自会”都必定表示拥护，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发动各地教会在行动上予以追随，甚至不惜歪曲《圣经》来为他们的行为罗织依据。教会内部也被强令开展各样的政治性运动，礼拜堂内被要求悬挂国旗，教会的讲台也要配合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原有的查经班被新进的“政治学习班”所取代。持守真理的信徒很可能在教会里的“控诉会”上遭到揭发检举，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三自革新运动”的真实目的绝不是真正要建立一个“自治、自传、自养”的中国基督教会，而是从所谓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问题人手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进而背离神的真道，把本属于基督的教会变为专一接受和顺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通过“三自革新运动”，政治的权力已经冠冕堂皇地侵人并企图掌控中国的基督教会。
形势至此已经逐渐明朗了，无论是接受了外国差会津贴的大教会，或是与差会根本无关的自立教会，无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站在“反帝爱国、三自革新”的立场上，才是获得生存的 出路，因此，不少教会纷纷主动加入“三自会”的行列。
当时北京有六十四个分属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和团体，其中十一位福音教会和团体的带领人明确公开表示拒绝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这些教会和团体有基督徒会堂、东城交道口的基督徒聚会处(由：王镇主持，与阎迦勒带领的聚会处无关。东大地福音堂、香山灵修学院、香山恩典院、基督徒会堂分设的南城布道所、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和阜成门“福音堂”等，十一位带领人是：王明道、王镇、吴慕迦、彭鸿亮、杨润民、张周新、陈善理、武文蔚、毕咏琴、刘秀瑾和袁相忱。因为这些教会和团体都是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的自立教会，他们公开回应的理由是“我们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但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信仰根基却正如相忱所表达的“教会是主基督的新妇，我们要为主持守教会的圣洁；为了真理的缘故，应当预备付上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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