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谷中的百合花六十三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相忱回来以后，问起他走后教会聚会的情况，这也是他还在监狱时就反复问过的。我详细地向他讲述了这些年里教会的境况，告诉他：我们没有条件聚会，只能各自在家里读经灵修祷告。相忱听完，只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几天，相忱又把福音和福声叫到面前，问他们，“大教堂都还有吗？”兄弟俩回答，听说正在筹备，准备都要开。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政府开展了一项叫作“拨乱反正”的运动，目的在于纠正“文革”中的错误，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部分在“文革”中被封闭的教堂陆续恢复开放。就在相忱回来的当年，宁波、上海的教堂先后正式开放，而北京最早恢复的聚会是在米市大街原中华圣经会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初时还不敢提“聚会”这两个字，只能说是“开会”。那里在“文革”前，曾是北京市“自会”的办公地点，“文革”中则成了专门批斗基督徒的场所，里面还贴过指名批判王明道、袁相忱等人的大字报。相忱问福音他们“教堂开了，你们去不去？”他们说“只要开堂，我们就去。”相忱对孩子们愿意去参加聚会感到很满意，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去，你们去聚会是个好事。”第二年夏天，先开的是缸瓦市教堂，随后几年里，崇文门教堂和其他几所教堂也恢复了敬拜。一九八一年，福音和福声一同在缸瓦市教堂受洗。相忱很关心教堂聚会的情况，经常询问他们教堂讲的什么道，唱什么诗，礼拜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等等。当时，不仅中国的信徒在察考着教会新生的道路，国外关爱中国教会的人也在注视着教会的前景。一九八一年，艾喜德教士来北京探望我们的时候，特意要我陪她前往米市大街参加过一次那里的主日聚会。记得那天讲道的是阙学卿牧师，题目叫做《永恒的爱》。艾教士在里面只坐了短短不到二十分钟，就再也听不下去了，起身拉着我，连声说：“走吧，走吧。不听了，不听了。”这一回不要紧，外面马上就传得满城风雨，说“袁师母都来‘三自会’聚会啦。”

与教堂开始恢复礼拜的同时，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三自会”也重新开始活动。一大批曾经遭受过批斗或者已经“转业”从事其他工作多年的原“三自会”教牧人员，又被召回教会的岗位。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曾揭发检举，甚至残酷斗争过他们的同工同道，更有人曾经公开不认主，而在此时，他们不仅矢口否认自己当年的种种恶行，而且摇身一变，重又粉墨登场，扮演起了“属灵人”的角色。上海就有这样一位昔日的“名牧”，在“文革”时期为了表白“彻底与基督决裂的革命态度”，竟不惜把自己的名字从“大卫”改成为“大革”，此人居然也官至“三自会”常委的高位。还有一些人，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造”，已经从“神的仆人”被驯化成政府控制教会的工具。缸瓦市教堂重开后的第一任主任牧师，就是曾在“福音堂”痛哭流涕地劝说相忱“顺应形势”，尽早加入“三自会”的那一位。他在得知相忱带领家庭聚会之后，就拍着福声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说：“回去告诉你爸，趁早儿别聚会啦！别自找苦吃，考验期还没过呢，这么大胆子，还敢聚会？说不定哪天又逮回去啦！”另一位缸瓦市教堂的牧师找来家里，对相忱说“有外国人到教会打听你的住址，我都给你挡回去了，没告诉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相忱听了，也不跟他争论什么，只说：“那好，那好。”

至于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过打击的传道人，有很多灵性下沉，早已失去了起初为主传道的热心，转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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