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学人丨巫小黎专辑之五百合花的
作者简介
巫小黎，文学博士。现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佛山岭南文化研究院专职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和专长：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岭南文化与20世纪作家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参编教材多部。主要学术兼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兼职教授。
[摘要]评论、研究界关于《百合花》的解读，歧异甚大。茅盾从“军民骨肉情”的政治母题框定文本的阐释路径，乃是出于艺术良知，以守护文学本体为旨归的“窄化”和“遮蔽”，此是文坛前辈护犊情深的历史见证。上世纪80年代以“人性美”的赞歌誉之，试图在“新启蒙”语境下以“文学正典”的名义，回应评论界质疑伤痕文学的声音，亦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有效的话语资源。作者的“爱情牧歌”说暗示其思考战争环境下个体命运，探索“人与战争”孰为目的孰为手段这一宏大思想主题，彰显当代作家直面战争创伤的胆识和勇气。倘若置于世界文学大格局看，《百合花》则是五四“为人生”的文学遗产在当代文坛的回响，也是中国作家，对以爱伦堡的《解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为代表的苏联“解冻文学”所张扬的人道主义文学精神的庄严致敬。
[关键词]人与战争；《百合花》；茅盾；阐释框架；再解读
《百合花》因茅盾的称誉，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20多年后的年，作家自叙《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只字不提茅盾关于这篇小说表现军民骨肉情的说法，声称自己写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1]同时，评论、研究界则认为，《百合花》的题旨是赞美“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2]作者与评论、研究界，关于小说文本的阐释也出现巨大的“裂隙”，留下许多困惑。本文对此试作探讨，并对小说作出新的解读。
一、“军民骨肉情”的庄严主题众所周知，《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十七年”文学中战争书写的一个“异类”，独特而鲜见。它没写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也不叙你死我活、血肉横飞的拼搏厮杀，却是当代中国文学战争书写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年国共两党殊死决战中的某次战役为背景，叙写的是发生在某总攻团前沿包扎所的一个小插曲。小说重点塑造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的19岁，团部的小通讯员，参加革命仅一年，一个稚气未脱、可爱又腼腆的小伙子。女的是过门才三天的农村新媳妇。小通讯员奉上级之命，护送团部女文工团员（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转移到一个新的目的地后，帮包扎所去向老百姓借被子，遭到拒绝，窘得衣服都被门钩挂破了。小通讯员后来在掩护担架队时不幸身亡，原先不愿借被子的新媳妇，这时候反倒固执地要将自己唯一的嫁妆——“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给死去的小通讯员敛尸，还特地缝好死者衣服上的那个破洞。
小说发表在《延河》杂志年3月号，《人民文学》当年6月号转载，同期发表茅盾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对包括申蔚《洼地青春》、丁仁堂《嫩江风雪》、愿坚《七根火柴》、勤耕《进山》、绿岗《忆》、茹志鹃《百合花》、管桦《暴风雨之夜》、杜鹏程《一个平常的女人》、束为《老长工》、李南力《唐兰的婚姻》10篇小说做了点评。其中，重点推荐了茹志鹃的《百合花》。
据知情人士介绍，茅盾文章是应《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之约而写，[3]编辑部约他写评论，目的是想推升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准，所以茅盾重点讨论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问题，适当兼及作品的思想。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大约一万四五千字，所评论的作品大多浮光掠影，点到即止，《百合花》却享受了特别待遇，占了三千字左右的篇幅。茅盾对小说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段和作品风格，都作了细致的评价和分析，称它“清新、俊逸”，富于“抒情诗的风味。”[4]小说的题旨和文本意蕴，则被解读为“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5]评论认为，“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6]非有很高超的艺术功力不可，同时强调，礼赞军民骨肉情深，“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7]茅盾坦承自己由衷喜欢这个短篇，直言“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8]
以茅盾在文坛的资历、成就和威望，及其文化部长、全国作协主席的特殊身份，《百合花》因他用力费心的推举，顿时声名鹊起，此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论说无不将其编入当代文学叙写军民骨肉情的作品序列，树为“政治正确”的代表，歌唱主旋律，服务工农兵，颂扬军民关系，表现“那样庄严的主题”的文学经典，[9]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范例。何况，茅盾的评论又是遵《人民文学》领导之嘱而写，其后面还有更高层的支撑。《百合花》的“正统性”和“纯粹性”，几乎不曾受到怀疑。评论、研究界接受和解读这篇小说，便一直拘囿于茅盾的阐释框架，陈陈相因，亦步亦趋。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魏金枝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以百合花被，作为千百万革命民众对于战士的敬仰的象征物”，[10]这样归纳小说的题旨，与茅盾的说法一脉相承。
再试举两例。首先是绿漪的文章，题为《纯朴的诗篇——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作者说，小通讯员“这种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新媳妇“这种骨肉般的挚爱，这种深沉而宽厚的阶级感情”，令人动容。[11]另一篇署名汤铭的《美丽的花朵，纯朴的诗篇——谈〈百合花〉》的文章，认为小说“通过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描写，热烈地歌颂了人民军队为革命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写出了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深刻地表现了‘拥军爱民’的主题思想。”[12]类似上述关于《百合花》的解读，其实就是复制茅盾的阐释而已。强调的都是军队与工农大众之间的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
二、“新启蒙”话语资源年之后，《百合花》的阐释，依然流行茅盾的那套说法。但评论、研究界逐渐也开始有意淡化军民血肉情的阶级意识，不再将小说人物固化为“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爱民”的英雄，“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勇士”，[13]而是将小说中的人物，撕去身份符号，努力还原成普通人，突显普遍的人性内涵。小说的意义空间，似有新的开掘和拓展。
首先是李关元的文章。李关元部分因袭茅盾及其同时代人的解读，认为“《百合花》是歌颂军民关系的”一篇小说，“正是这种军民血肉相连的深情，才使我们的军队成为无敌于天下的钢铁长城。”同时他又大胆说出“异见”，认为“小说形象地写活了军民之间真挚纯洁的深情厚谊，那条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被，象聚光灯一样照亮了通讯员和新媳妇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14]为了不被误解或曲解，“人性美和人情美”前面，李关元特意加了前缀“人民大众”。显然是说，不限于“英雄人物”或“工农兵”，而是“一切人”“普通人”。此说丰富且复杂化了《百合花》的文本意义。他对茅盾的结论——即小说表现“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这一评价，表面肯定，实则不以为然。易言之，李关元强调《百合花》的人物是芸芸众生中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普通人，少不了人间的烟火味，既不是气吞山河的伟丈夫，亦非貂裘换酒的烈女子，这就与同时代的战争叙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迥然有别。
譬如，因小通讯员从未有过异性经验，在年龄相仿的异性面前，不免表现笨拙，现出羞赧、害臊的情状。借被子的时候，在一个过门才三天的新媳妇家门口，窘得手足无措，以致身上的衣服被门钩挂破。另一方面，随时随地都可能闹点小情绪，使点小性子。恼人、气人的时候，反而越发可爱。总之，稚嫩、单纯，率性、坦诚，内心丰富，情感细腻，富有浓郁人情味的处事方式和个性气质，所有这些和文学史上勇武高大、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相径庭，而英雄的气质和品格又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李关元肯定《百合花》请英雄走下神坛，将偶像还原成寻常人的文学趣味，欣赏小说不将人物放在“风口浪尖”的激烈矛盾冲突中，而是置于日常生活场景中去表现其性格、品质的艺术追求。
另有一篇署名史景平的《歌唱普通人的心灵美——读茹志鹃的〈百合花〉》，解读这篇小说的逻辑支点正是以“人性美”为理论基石。史景平认为小通讯员和年青女性在一起时的无所适从，他那关心人的特殊方式等，是“人之常情，表现了健康的人性美”。新媳妇低着头，缝补死者衣服上的破洞，把被子铺在棺材里，“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表现在此时此境的新媳妇身上，与其说是一种勇义行为，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史景平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性格之美、精神之美，理解为普通人的一种共性，认为“这种人性美，是许多普通人身上共有的。”[15]这不由使人想起20多年前，魏金枝业已指出的“这个羞怯的新媳妇”，“不但是临行密密缝的慈母，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勇士”[16]。这里所强调的正是英雄与凡人的统一，而非冰炭不容，势不两立的对抗。
年，茹志鹃自述《百合花》的经过时说：“感到可庆幸的，是当初把这个小通讯员，作为一个小战士，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的”[17]。这是小说问世20多年后，作者本人关于《百合花》的阐释。是李关元启发了她，还是她有意为李关元的阐释作支撑，实在不好说。总之，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军人/农民身份，尽管仍不断被提及，另一方面，作者和评论、研究界又不断地剥离其作为阶级身份的符号性和代表性，不再将人物之间的体贴、关心和怜爱，视为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的表达，而是具体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自然呈现。
有两个事实需要格外留神。一是史景平的文章和茹志鹃的《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同时发表在《青春》（青年文学月刊，总第24期）年11月号。并且，《百合花》原作也全文重新发表在这一期杂志。两人的文章分别放在“评论”和“作家谈创作”两个不同栏目。二是这一期刊物特别标明“女作者专号”。这显然是编辑部有意策划和精心安排。
“文革”结束后，文化语境发生巨大变化，在人性被极度扭曲，甚至遭到毁灭的“荒原”上，重新发现人、认识人和理解人，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思潮。思想文化界普遍的心理诉求，是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普通人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中国青年》年第5期，刊登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发起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引发全国思想界的“大地震”。一直立在思想解放潮头的文学界这时候重新发表《百合花》，并试图构建新的阐释框架，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在此背景下，《青春》杂志重刊、重评《百合花》，不能不说是文学评论和研究界，回应肇始于年的思想解放与人道主义回归运动的一个标志性文学事件。自此，《百合花》在整个年代，都被当作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资源而受到评论研究界的能治好白癜风的医院北京专治白癜风医院哪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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