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谷中的百合花六十八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相忱回来那年已经整整六十六岁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肉体是爱工作，爱活动，想为主工作，传福音。”一九八0年初，他就开始在家里带领起了查经聚会。最初这个小小的聚会连相忱在内也只有四、五个人，有二位姓关的老姊妹是原来在“福音堂”参加聚会的，还有两位慕道的中学生。过了不多久，这个小聚会就有了一、二十人。于是，相忱就又开始在我们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带领起了主日聚会。流离失所的羊群，听闻到主的声音就纷纷从各处聚集到他的圈里。他们当中既有不愿参加“三自会”的老信徒，也有前来慕道的青年人。白塔寺教会作为一个以家庭聚会的形式，敬拜事奉神的教会，就是这样蒙主所建立的。因为聚会是从我们在白塔寺内的家里开始的，所以被称为“白塔寺教会”。开始聚会的当年，相忱就在十三陵水库第一次为白塔寺教会的信徒施洗，以后教会每年施行一次洗礼，一直延续到今天。感谢主的恩典，把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给他的教会。白塔寺教会的信徒人数增长得很快，大约到了一九八二年时，参加主日聚会的入数就达一百多人，屋子里已经容不下，往往是八点半开始聚会，而七点多钟屋里就已坐满了人，为了尽可能地节省下摆放椅子的空间，只有老年人坐着听道，年轻一些的信徒都主动站着，后来的人只能挤在对面那间小厨房里，甚至屋外的过道都站满了人。因为相忱这时还有十年的考验期，按照规定在这期间相忱没有权利从事宗教性的活动，有关部门随时可以以此为由强迫取缔这个在我们家庭中的教会，直至再次把相忱抓走。相忱固然对此毫不在意，权当没有这回事，有关部门在那段时间竟然也没有搅扰过我们，这真是神奇妙的保守。
经过改革和开放，政治在表面上已经不再是凌驾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之上的统治力量，也不再如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赤裸裸地逼迫甚至企图消灭教会。一九八二年通过的新《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做出了比较以往更为明确的阐述，教会的外部环境确实有所缓和，但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政治势力针对教会的控制和利用却始终不曾放松，只不过是手段上更加隐蔽和诡诈，更具有欺骗性。教会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仍是教会正在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考验。在新的环境中，相忱带领白塔寺教会继续坚持“教会应当与政治相分离”的立场，务要持守教会的圣洁，反对政治势力操纵教会的任何企图，同时也反对打着教会的旗号参与各样的政治活动。一九八九年初，派出所以“人多，扰民”为由，要求我们停止聚会，教会的主日敬拜因此搬到安湖位于城区东南广渠门的家里。在那个热浪滚滚的春夏之交，人们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的潮流起伏跌宕，就连向来“寡言少语”的“三自会”都破去荒地站出来表态了。可这时的白塔寺教会里却仍是安静如常，相忱在讲道查经中一次也没有涉及过外面发生着的事情。六月四日是北京全城戒严的第一天，也正好是个主日。因为一切交通已经完全被断绝，那天清晨相忱和寿梅华教授结伴步行从白塔寺前往安湖家里带领聚会。寿教授任教于北京农业大学；早先在缸瓦市教堂聚会，结识相忱之后，他认识到了“三自会”的错误，转到白塔寺教会参加聚会，成为教会主要的同工。当时街道上除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之外业已空无一人，而且从白塔寺到广渠门有十公里的路程，往返都必须要穿越危险四伏的长安街，可相忱他们二人却处之泰然，教会的聚会也是照常进行。有人曾问相忱：“现在国内的宗教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相忱的回答是：“共产党有一定的宗教政策，无所松紧。我们不管他们松也罢紧也罢，主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那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像使徒时代一样，神迹奇事随着证明所信之道。复兴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国燃烧起来，而且在大陆也一样。”
一九八0年代，随着福音的广传，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都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到九十年代初期，家庭教会的规模和信徒人数均已远远超过了“三自会”，而且在国内外也产生出重要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有关方面继一九八二年颁布了“十九号文件”之后，又先后于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四年连续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正意在大力加强对家庭教会的管制。《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六号文件”，其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活动，以及其他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在此家庭教会已经明显地被钉上了“非法”的罪名。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四五号法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需进行登记。”同年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第一四五号法令的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详细列出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条件和申请手续等。寿梅华教授把这些文件带到教会，我们看到在《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第二条中，政府为“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规定了六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有固定的处所和名称；(二)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三)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四)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五)有管理规章；(六)有合法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大致只有寺庙道观能够完全满足这六个条件，而主要是由平信徒带领，在个人家中聚会的家庭教会，则会因为没有“固定的处所”以及没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的原因被拒之门外。加之有关部门对于遍布乡镇的庙宇大都不闻不问，但对于各地的家庭教会却严加限制，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企图利用“登记”的手段，使一部分家庭教会在“登记”之后得以和“三自会”一同被纳入政府的掌控之下，而其余的绝大部分则被借机取缔，从而实际上达到彻底消灭家庭教会的目的。因此，相忱对它们的评价就是：“纸上谈兵，说的好听！”并且，这个《登记办法》本身虽然没有强调申请登记的家庭教会必须要隶属于政府认可的唯一“爱国宗教组织”—“三自会”，但由于唯有“三自会”控制着合法按立教职的权利，可以自然而然地把它的人员派进来管理那些已经登记的家庭聚会点。所以国内绝大多数家庭教会都是冒着随时可能遭受逼迫的风险，坚持拒绝了政府的登记要求。
一九九六年，西城区政府宗教科一位姓李的科长来到我们家，拿出文件和法规条例给相忱，提出要白塔寺教会向政府办理登记。其实那几份东西我们早已从寿教授那里看过了，所以相忱这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李科长，说：“我不登！”李科长问：“为什么？”相忱说：“我不够格。这里面的六个条件，我没有一条合适的，我不登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大度，李科长表态说：“这里虽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可以说是简易的，所以必须要登记。不够条件也可以登，只要登记就行。”还说：“你登记了，要隶属于一个教堂，缸瓦市也行，崇文门也行。”两个人谈来谈去总也没个结果，最后李科长只好让相忱再考虑一下，并约他下个星期二到区政府再做详谈。
为了登记的问题，白塔寺教会专门召开了一次同工会。在会上，相忱对大家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家庭教会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其他的都不是路。我们一旦按政府的要求登记，教会就成了人民团体，而不论什么团体一定要接受党的领导，一定离不开他们的领导。教会根本不能登记，我们宁可先暂时停止聚会，也不登记。”大家一致同意相忱的意见。下一个星期二，相忱如约去了区政府，李科长他们对他很客气，还是反复地向他宣讲关于登记的政策。相忱把同工会的决议告诉他们，说：“我们不登记，因为我们不够登记的资格。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我们都不够条件。我们就一间小屋子，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专用的礼拜堂；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没有规章制度，又没有经济基金，我们认为自己不够条件，所以不登记。我们已经在聚会时对大家宣布了，从下星期起停止聚会。”李科长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政府规定，只要不登记，就不能聚会，现在相忱既然主动把聚会停了，他们一时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李科长还不肯甘心，又说他打算召集西城区各个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一起开个会，请相忱一定要来参加。相忱说：“我们既然不登记，不聚会了，也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相忱不愿再和他们纠缠下去，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你以后有事再找我，或者打电话吧。”说完就走了。
虽然上一个主日聚会时，相忱已经公开对信徒们宣布，因为教会拒绝登记，所以停止聚会。可是接下来的一个主日还是来了三十多人，大家都不说什么，只是坐着唱诗、祷告。第二个主日来的人更多，并不需要有人提议，聚会又重新开始了，没过多久，李科长就又找上门来丁，那天正好是主日，和他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他们一进白塔寺的大院，就看见屋外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气得火冒三丈。派出所的所长朝着屋里喊道：“把老袁叫出来。”当时我正好在门口，赶忙进去叫相忱。相忱正在讲道，手里捧着《圣经》就跟我出来了。所长对他说：“这样不行！让你们登记你们也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都走吧。”相忱一声不响地站着听他说完，转身回去了，接着屋里又传出他继续讲道的声音。这一下李科长可真急了，暴跳如雷地大吼大叫：“可怎么回事儿？没听见啊？出来，出来，都出来！”他硬挤进屋里，提高嗓门喊道：“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你们大家都散开，回家去！”又对着正在聚会的信徒们大讲了一通所谓的宗教政策，要大家今后都去“合法的教堂”参加聚会。但信徒们众口一词地反驳他，说：“大教会都是假的，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来听，这里能得造就！”李科长无言以对，只得连连挥着手，说：“散了，散了，赶快散了！”在我们的劝说下，大家没有对抗这些“在上掌权”的人，很有秩序地离开了。聚会被迫中断。
等人都走尽了，李科长还是余怒未消，铁青着脸问相忱：“你们怎么又聚会了？”相忱回答说：“不是我叫他们来的，是信徒们自己要来参加聚会。”李科长重又提出要白塔寺教会登记的问题，可无论他怎样软硬兼施，相忱依然坚持不肯登记。两个人的谈话越来越僵，我在一旁看到李科长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听他对相忱说道：“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半天《圣经》却一点儿都不顺服政府！关你的门就关你的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来，你如果再犯法，屡教不改，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对得起一老梁吗？”相忱完全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这话如同是火上浇油，李科长腾地跳了起来，冲着相忱大发雷霆：“你不要以为我们真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马上就把你逮起来！”一向极少发火的相忱这时也终于按捺不住愤怒，挺身而起，双手往他们面前一伸，说：“你现在就带我走吧！”李科长他们再也无话可说，只得气哼哼地出门走了。待到这群人走远，相忱转身问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虽然我刚才自始至终没有在他们的谈话中发言，但心里完全赞同相忱的观点和做法，我对相忱说：“对，你顶的对！”相忱看了看我，点点头，自语道：“坐监算不了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怕什么？”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李科长和相忱谈话时，旁边还有个女工作人员一直在做记录，以至我觉得他们第二天就会来抓捕相忱。即使在如此的压力之下，我心里仍然很平安，没有特别担心什么。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再也没有为登记的事来找过我们。
登记的问题是教会至今都在时常面临着的一个极重的考验。自从有关法规颁布以后，就不断有来自各地教会的来信、来访，询问相忱对于登记的态度。相忱一概本着《圣经》的话语明确告之一一教会要回到《使徒行传》去，眼着使徒们的脚踪行！在现今这个特殊的时期，家庭教会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教会应当拒绝登记。二00七年，一位很有名气的旅美华人牧师在讲道中多次公开提议家庭教会应主动寻求向政府登记，再次在中国教会内部引发一场有关登记问题的轩然大波。尽管这时相忱已经不在了，但还有各地教会前来询问这一个问题。我仍然是以相忱生前对此的立场告知他们，勉励同工同道带领基督的教会坚定不移地走十字架的道路。
二00一年的秋天，我们即将搬出白塔寺。十月十八日，是这个坐落在古老院落深处的家庭教会，二十二年当中的最后一次主日敬拜。因为我们的新居洋桥所在地的公安和宗教管理部门的无理搅扰，人数较多的聚会难以进行。在这天的讲道中，相忱首先回顾了白塔寺教会二十一年走过的历程，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此激励信徒们不可灰心，不要丧胆；接下来，他又劝勉大家，虽然要分开了，但第一要紧的是盼望大家不要停止聚会。相忱说：“只要有条件就可以在各人的家里聚会。不要怕人少，三五个人，十人八人，在家里彼此交通，彼此看望，彼此劝勉，在一起读经祷告，这就是聚会。你们要在爱心里过真正肢体的生活，家庭聚会更要显出功效来。这样的聚会，有神同在，必蒙受神的祝福。”以这时为转折点，原有的聚会被分散到不同的信徒家中，由原来白塔寺教会的几位同工分别牧养。这是主藉着逼迫，使他的教会加倍地发展壮大。，相忱高兴地说：“家庭教会，遍地开花！”
在白塔寺教会的二十二年里，每年都有一次为信徒施洗。对于洗礼的方式，相忱也是主张浸礼。起先的洗礼是在十三陵水库和什刹海等地，中间分别在安湖的家里和南豆芽胡同各有过一次。我记得一九九四年在南豆芽胡同的那次洗礼还闹出了个笑话。当时我们是在院子中的一个折叠浴盆里为一百多人施洗，警察闻讯赶来查问，他们看不懂洗礼，居然问相忱，怎么从你这出来的人，头发都是湿的？你又不开澡堂子？以后由于受洗的人数逐年增多，、从一九九九年起，洗礼改到北京西郊门头沟的野溪进行。二00一年也是年已八十七岁的相忱最后一次亲自为信徒施洗，那次受洗的有三百多人。野溪的水流遄急，小女儿爱湖担心父亲在水中体力不济，就从始至终站在相忱身后，紧紧地搂住父亲的身体。教会分开聚会以后，每年仍然联合举行一次洗礼。因为相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尽管他自己一再地坚持，可是同工和家人都不同意他再下水。二00四年是相忱去世的前一年，也是相忱最后一次到洗礼的现场，那年的洗礼是以往受洗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七百九十八人。这是“家庭教会，遍地开花”所结出的果子，是神的灵大大动工的果效。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原本还在二00一年之前，已经有几位白塔寺教会的信徒自发地在家里组织起了聚会，其中包括盲人的聚会，还有一处是在八里庄的易大娘家里。易大娘也曾在“福音堂”聚会过，“文革”中全家被撵回东北辽宁的老家。那时她仍惦记着相忱，把一家人凭票限量供应的猪肉存入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里，托人捎来，要我转给还在监狱里的相忱。回北京后，她先是在白塔寺聚会，以后在她家里也有了聚会。相忱每周都要那里讲道，回来时总是带着这位老姊妹亲手做给我的食品。易大娘去世时很安详，她的最后一句话还在嘱咐她的儿媳，说：“家里的聚会，你不要停！”我们搬出白塔寺之后，教会又在几处信徒家里开设了新的聚会，相忱每周都要逐一到这些聚会点，去带领他们聚会，讲道、查经和主领圣餐。他来往都是乘坐公交车，路程远的地方还要换几次车，又不肯要别人接送。那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吃饭很少，经常一餐吃不到一两粮食，但他自己却全不在意，还是依旧怀着一颗孩童般喜乐平安的心，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有同工劝他多在家休息，减少一些外出，相忱很诚恳地对他们说：“那不行！谁生的孩子，谁不惦记着啊？”听到他这话，我也就打消了劝阻他的念头。一位同工告诉我，有一次相忱去她们那里讲道，会后大家送他从五层楼下来。相忱也不要人搀扶，自己在前面走得飞快，当其他人在后面紧赶慢赶地追到一楼时，看见相忱早已站在楼外笑呵呵地看着她们，说：“你们还真不行，我这身体全是那些年挑担子锻炼出来的！”
我们搬到洋桥的第二年五月，相忱在去八里庄聚会点的路上不慎摔倒，但他没有告诉那里的同工，进门像往常一样带领聚会。有人发现他裤子上全是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才说出自己刚才摔了一跤，还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要大家继续聚会。可同工们不放心，只让他带领掰了饼，没有再让他讲道，就把他护送回来了。从那一次以后，相忱在家里又摔倒过四次，所幸都没有受伤，进食比以前更少，多数时间只能卧床休息。
相忱在世上的最后三年，虽然年龄和身体状况都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外出带领聚会.但他通过在家里接待来访，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所深爱的教会。在相忱去世前不久，他专门把同工们召集到家里，一同分享和探讨家庭教会的牧养和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家庭教会以及信徒事奉资格的问题。《圣经》中告诉我们“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可相忱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讲的很清楚：基督是圣洁国度的君王，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是属神的子民；被神分别为圣，是君王专属的祭司。我们的事奉资格就是这样的。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已经从主领受了这个祭司的职分，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直接事奉神，直接与神亲近。在家庭教会里，在敬拜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有事奉神的资格，都可以讲道和执行圣礼，而不必拘泥于某些教会传统的限制。因为我们事奉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相忱既是这样从神领受的，也是这样积极实践的。在白塔寺教会一中，相忱提倡信徒人人都要起来参与服事。他说教会的讲台是对信徒开放的，在聚会时，各人都可以上台讲自己读经的亮光和见证，最后再由相忱来为各人所讲的做总结；或是他先讲，再由各人按所听的分享各自的感动。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锻炼，以后教会分开时，同工们都具备独立带领聚会的能力。第二个是家庭教会如何更好地体现肢体生活的问题。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而不在于华丽的礼拜堂和样式仪文。信徒在教会要活出彼此互为肢体的生活，而不是来开会听报告。相忱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彼此都是肢体，我们应当把肢体的功用活出来，彼此服事，也能在主里得着彼此的供应。”相忱认为家庭教会的敬拜方式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家庭聚会的人数往往不多，信徒之间也比较了解。他鼓励大家在聚会之外应该有更多的肢体交通，特别是彼此探访，关心肢体在各方面的需要，各人要以实际的行动活出在基督里真实的彼此相爱。第三个是建立家庭教会的条件的问题。相忱说：“成立家庭聚会，起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要你们全家都信主，这样才能成立一个家庭聚会。家庭教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建立在家庭里的聚会，如果这家里有一个人不信主，要聚会，他不同意，那都不行。因为属灵的争战首先就是在家庭中发生，两个营垒的争战，在身边最激烈。所以必须全家信主才能建立聚会；第二个条件：必须这一家人敢于聚会。现在有人不敢在家里聚会，怕这个，怕那个。那个惧怕是从魔鬼来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7）。现在好些基督徒为什么不敢聚会？《宪法》保障你的信仰自由，而且你聚会信耶稣，不是做坏事，不是犯法，你为什么不敢聚会呀？在家里起码有宗教自由吧？只要你不耽误生产，不妨碍社会治安，在家里就可以聚会；第三个条件，必须环境许可。我们聚会，唱诗祷告，不要妨碍别人，不要干扰街坊邻居。我们在家里聚会不要人数太多，三十人上下就很好；人多了，我们可以再分开，以至于教会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更有易于传播福音。总之，只要有条件，我们就要敢于聚会。第四个是家庭教会的信仰基础及分辨异端的问题。相忱认为《使徒信经》是教会信仰的重要基础，也是信徒个人的信仰准则。凡是承认《使徒信经》的教会，不论所属的宗派，都应当彼此接纳，不要抬高自己，轻看他人。他也提醒大家在现今动乱的未世中，要警惕教会中的各样异端；要把《使徒信经》作为基要信仰的准则，来分辨和抵挡那些离开《圣经》，似是而非的道理。第五个是有关“教会联合”的问题。对于某些人再三鼓吹的“教会联合”，相忱从最初就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他说：“《圣经》中从来没有教会要在组织上联合的教导，把教会在组织上联合起来是人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启示录》第二、三章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使徒约翰写信时没有写给‘亚细亚的总监督’，可见那些初代教会实行的正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与教会之间是在基督里的联合，在灵性上的联合。在物质上，要互相帮助，补足肢体的缺乏；在属灵的需要上；可以请外地的传道人来本地讲道或交通；但是在行政上，教会一定要独立，不存在其他大的联合的必要。《圣经》上从来没有过‘总会’、‘分会’、‘母会’、‘子会’的事情。”他还举了四、五十年代自己和王明道先生等人的例子，当时“福音堂”和王先生的基督徒会堂等教会也不是凡事都要在一起商量，因为各自是独立的，王明道先生有时会把著作拿给相忱看一看，有时受邀来讲道，大家都是独立中又有搭配的。因此，相忱强调家庭教会要坚持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不要搞“大联合”。这些都是相忱和同工们从神的道所得的领受，是我们数十年服事基督的教会的经验，同时也是我们对各种教会问题的回应。
相忱提出家庭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务要坚持传福音，竭尽忠心地完成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在被接到天上之前曾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命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5、18。相忱反复劝勉同工们，说：“今天在大陆，只要你敢传，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传。现在人的心都很空虚，愿意接受福音；特别是很多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他们无路可走，所以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努力传福音。”相忱又向同工们强调，在传福音的工作中，要抓住主的应许，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他说：“我们传福音，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使用恩赐来传福音，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在他即将离世归主之前，相忱还在念念不忘地为中国教会祝福：藉着福音的广传，使家庭教会遍地开花。
袁相忱弟兄年表简编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年一岁。7月(农历六月)生于安徽蚌埠，名袁振邦，祖籍广东东莞。父亲袁禹庭，母亲罗孝纯。当时袁禹庭供职于安徽蚌埠的铁路部门，任行李员。
主后年中华民国四年二岁，因袁禹庭工作调动到徐州铁路局，袁相忱全家迁居江苏徐州
主后年中华民国五年三岁
主后草中华民国六年四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七年五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八年六岁十一月20日(农历十月十七日}梁惠珍生于天津，祖籍广东肇庆。父亲梁巨骥，母亲林贵好。
主后年中华民国九年七岁袁相忱入读私塾，取学名袁相臣。
主后才年中华民国十年八岁
主后才年中华民国十一年九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二年十岁袁相忱随父母迁居天津，借住在外祖父罗子刚家中。因罗、梁两家是广东同乡和世交，袁相忱在梁家初次见到梁惠珍。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岁
主后才年中华民国十四年一十二岁。秋季，梁惠珍入读天津铁路子弟学校。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三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十四岁。秋季，袁相忱随父亲到北平，入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附属学校，读四年级。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五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十六岁袁相忱由石天民老师介绍参加王明道先生带领的聚会，初识王先生。
主后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七岁。秋季，袁相忱小学毕业，升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附属学校的初中。并在此时将自己的名字从"袁相臣"改为"袁相忱"。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年十八岁
秋季梁惠珍铁路子弟学校小学毕业，考入由教会开办的伯特利学校，读初中。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九岁
12月29日袁相忱蒙恩得救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十岁
8月由王明道先生施洗，是为王先生第二次为人施洗。秋季袁相忱初中毕业，升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秋季梁惠珍转学至另一所由教会开办的仰山学校。冬季袁相忱第一次经历被圣灵充满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夏季袁相忱从财政商业专门学校退学。
秋季袁相忱考入远东宣教会在北平开办的远东圣书学院，因年龄不足报考的要求，为旁听生。
秋季梁惠珍从仰山学校初中毕业，考入天津"三八女中"，读家政系。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二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夏季袁相忱得到信徒郭孙惠卿太太的资助，赴厦门参加由宋尚节博士主领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
主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十四岁。夏季，梁惠珍从天津"三八女中"毕业。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7月29日日本军队开始进攻天津。
7月末梁惠珍悔改得救。
9月梁惠珍赴北平报考"女一中"，其间借住在袁家，十余年后，第二次见到袁相忱已经由袁相忱的介绍，返回天津后开始到基督徒圣会所参加聚会。
主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1月袁相忱赴天津基督徒圣会所实习。
5月袁相忱与梁惠珍订婚。同月，梁惠珍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由张周新弟兄施洗。夏季袁相忱从北平远东圣书学院结业。
7月22日袁相忱与梁惠珍在北京结婚。婚后，袁相忱夫妇重返天津，在圣会所葛沽支堂事奉。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十六岁
秋季袁相忱结束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的事奉，返回北平。应吴智院长的邀请到母校远东圣书学院事奉，担任吴智院长的翻译和助教。
12月10日袁相忱的长子袁福音生于北平。
主后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年二十八岁。初春，袁相忱带领妻子梁惠珍和长子袁福音，离开北平，前往河北省南部的乡村传道。袁相忱在宣圣会下属的成安东关教会与裴约翰牧师同工，梁惠珍在教会的开办的晨光学校任教师。
12月7日日本军队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同时，驻华日军开始占领西方各国在华各地的宣教差会，拘捕美英等国的传教士。12月中旬袁相忱离开已遭日军封闭的成安东关教会，转到成安县北散湖村继续在当地的乡村传道。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十九岁。3月20日袁相忱的长女袁安湖生于成安县北散湖村。秋季袁相忱的父亲袁禹庭因病去世，临终前悔改信主。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十岁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秋季袁相忱全家离开河北省成安县，转到山东省魏县北泉镇的教会服事，继续在乡村传道。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2月袁相忱的次子袁福声出生于山东省魏县北泉镇。
6月初袁相忱因母亲病重，带领全家返回北平。因神的医治，袁相忱的母亲得以痊愈以后和外婆一同悔改信主，并在猪市大街神召会由姚志辉牧师施洗。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十三岁。年一初、袁相忱结识了挪威神召会的苏朝生牧师，二人相约同工，在北平开堂传道。
3月袁相忱租下北平阜成门大街，一百六十号，开办"福音堂"。但因袁相忱坚持独立传道，拒绝加入神召会，苏朝生牧师离开北平，独自返回张家口。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十四岁
1月25日、三子袁福乐出生于北平"福音堂"。
夏季袁相忱在"福音堂"第一次为二十多位信徒施洗，以后“福音堂”每年一次为信徒施洗，直到年袁相忱被捕为止。
主后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十五岁。
主后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3月31日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又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吴耀宗等五人被政府选派为基督教界参加该会议的代表。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称为北京
冬季袁相忱在‘福音堂’门外的大街上布道时，第一次遭遇到当时“军管会”的阻拦，从此被迫中断了已持续四年之久的街头布道活动。
主后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吴耀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井在全国教会的范围内寻求对于宣言支持的签名。以此展开所谓的"教会革新运动"。
主后年三十九岁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主后三十八岁
3月25日三女袁爱湖生于北京"福音堂"。
4月政府假借处理美国在华资产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将基督教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该会议同时产生出基督教新的全国性领导机构一一"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三自革新运动"正式开展。同年袁相忱和王明道等十一位北京教会领他公开拒绝加入"三自会"。
主后年中国国内最有影响的自立教会领袖倪柝声、敬奠瀛先后被捕。
主后年四十岁
5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邀请袁相忱和王明道、王镇三人讲道。
主后年四十一岁
7月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山员在北京灯市口卫理公会召开，正式成立基督教全国性领导机构一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三自革新运动"更各为"三自爱国运动"。9月30日袁相忱参加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专为拒绝加入"三自会"的教会传道人举行的会议。会上由王明道先生代表各教会发言。会后，袁相忱等十一位拒绝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在王明道先生的会堂聚会，一致决议拒绝政府要求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
主后年四十二岁
1月26日袁相忱参加了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在北京新桥饭店举办的聚餐会。参会者大都是“三自会”的人员，没有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只他一人到场。
8月7日王明道先生夫妇等在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被捕。吴慕迦、王镇等人也先后被捕。北京没有加入‘三自会’并且仍在坚持继续聚会的教会只剩下袁相忱和"福音堂。。
主后年四十三岁
10月初王明道先生夫妇等在被捕一年后，获得释放。其后不久，袁相忱曾去基督徒会堂探望王先生一次。
年底袁相忱开始参加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组织的"政治学习班"，不久即退出。
主后年四十四岁
5月初日本占领时期曾使用过"福音堂"的织田金雄牧师随日本基督教问安使团访华，专程前往"福音堂"看望袁相忱。下半年袁相忱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
年底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亲被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处约去谈话，明确要求她们劝说袁必须参加"三自会"。
年底拒绝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之一武文蔚牧师在"福音堂"遭到公开逮捕。
主后年四十五岁
4月19日袁相忱在"福音堂"被逮捕，预审期间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9月，梁惠珍带领全家八口人搬出"福音堂"，迁居‘白塔寺内四十号
10月袁相忱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同月，开始在北京监狱服刑，同月梁惠珍被招收到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作工人
主后年四十六岁
主后年四十七岁夏末袁相忱被押送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劳改农场服刑和劳动。
主后年四十八岁
主后年四十九岁
秋季袁相忱被从黑龙江押回北京，仍关押在北京监狱
主后年五十岁
主后年五十一岁
主后年五十二岁
主后年五十三岁
3月袁相忱第二次被押送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先后被关押在甘南县音河、肇源县革志等地的监狱。梁惠珍被从房管局下放到建筑队，从事重体力
主后年五十四岁
主后年五十五岁
主后年五十六岁
主后年五十七岁
主后年五十八岁
主后年五十九岁
主后年六十岁
主后年六十一岁
主后年六十二岁
主后年六十三岁
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主后年六十四岁
主后年六十五岁
主后年六十六岁
11月16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对于袁福音所提的申诉给予正式的书面答复，你"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正确的"。
12月20日袁相忱因符合"年满六十岁，关押超过二十年"的政策规定，获得"假释"，考验期十年。
12月23日袁相忱回到北京白塔寺的家中。
主后年六十七岁
年初艾喜德教士得到袁相忱被假释的消息，专程从香港赶到北京看望袁相忱、梁惠珍夫妇。
年初袁相忱在北京白塔寺的家中开始带领查经聚会，随后即开始建立家庭教会。
夏季北京市"三自会"下属的缸瓦市教堂首先重新开堂，以后几年其他几间教堂也先后恢复聚会。
主后年六十八岁
主后年六十九岁
主后年七十岁
主后年七十一岁
主后年七十二岁
主后年七十三岁
主后年七十四岁
主后年七十五岁
初冬袁相忱应邀第一次在北京会见葛培理博士。
主后年七十六岁
10月底袁相忱、梁惠珍夫妇前往上海，探望王明道先生。
主后年七十七岁
主后年七十八岁
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上海家中安息主怀。数日后，袁相忱写作《记神仆王明道先生》。
主后年七十九岁
主后年八十岁
主后年八十一岁
1月24日葛培理博士到白塔寺教会讲道。
同年袁相忱明确地拒绝了葛培理博士提出邀请他参加年2月的白宫早祷会。
主后年八十二岁
主后年八十三岁
本年袁相忱多次坚决抵制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白塔寺教会向政府登记的要求
主后年八十四岁
年初重病中的葛夫人最后一次到北京探望袁相忱夫妇
6月29日白塔寺教会第一次因受到政府的阻挠而被迫暂时停止聚会。
9月白塔寺教会在同一年中第二次因政府的阻挠而被迫暂时停止聚会。
主后年八十五岁
6月白塔寺教会因政府的阻挠，第三次被迫暂时停止聚会。
8、9月白塔寺教会第四次因政府的阻挠而被迫暂停聚会。
主后年八十六岁
主后年八十七岁
主后年八十八岁
夏季袁相忱弟兄在北京门头沟区的野溪最后一次亲自为信徒施洗。10月18日白塔寺教会在白塔寺内四十号的袁相忱弟兄家中最后一次聚会。数日后，袁家搬迁至北京丰台区洋桥。自此时起，原白塔寺教会的聚会分散于若干处信徒的家庭中继续进行。
主后年八十九岁
主后年九十岁
主后年九十一岁夏季袁相忱最后一次到位于野溪的洗礼现场。当年受洗的人数达七百九十八人。
主后年九十二岁
4月3日袁相忱因病入院。
8月16日十六时二十分，袁相忱弟兄在北京安息主怀，时年九十三岁。
8月19日、十四时，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袁相忱弟兄追思感恩聚会。
9月3日九时，在北京八达岭人民公基举行袁相忱弟兄骨灰安放感恩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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