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谷中的百合花四十三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四十三
相忱认为“福音堂”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经济上的，而是在于传福音的果效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福音堂”正式开堂。第一个主日的清晨，全家人一起动手把“福音堂”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随后，相忱带领我们开始唱起赞美神的诗歌。尽管三月份的北平仍然是春意料峭，相忱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福音堂”朝向大街的门窗全部打开，为的是在大街上走过的人们都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聚会。
我们一家人在屋里高声唱诗，门外渐渐有人被诗歌的声音吸引，停下来远远地向里面张望着。相忱看外面已经聚起了不少人，就走出来主动和他们搭话，邀请大家进来聚会听道。可人群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进来，反而纷纷后退像是在躲避着相忱，最后又都各自走散了。倒是有一个人探身进来，好奇地问了一句：“你们这么热闹，是卖药的吗？”原来旧时药铺的字号中大多都带有一个“堂”字，所以这位根本不知“福音堂”是做什么的，只看到也有一个“堂”字就把这里也当成是一家新开张的药铺，当他听说“福音堂”是传福音的基督教会后，马上就转身离开了。
如此忙活了一大圈儿也没有见到一点儿的效果，相忱一个人回到堂里，走上讲台，开始他当天的主日证道，台下的听众只有他自己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我坐在下面，眼睛一刻不离正在讲台上神采奕奕的相忱，与我以前每次听他讲道时完全没有二致，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祷告，祈求神大能的手扶助他所爱的仆人，也希望相忱能从我的眼光中看到我们全家对他的支持。相忱那次讲的比较简短，但我一直都记得他的题目是“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诉神”。讲道过后，我们全家一起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祷告，祈求神为“福音堂”打开福音的道路！
下一个主日的时候，相忱又前进了一步，除了还是像上一次主日同样的打开门窗之外，他把在“福音堂”里找到的那个大鼓也抱了出来，摆在大门外边。一大早，全家人就在门外的台阶上站成一排，相忱亲自打鼓，我们老少几口人和着他的鼓点唱起了诗歌，所唱的内容是相忱预先选好的，词曲简洁明白，“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要救罪人。”这一招果然奏效了，鼓声响亮，路上的行人呼拉一下子就围了上来，要看这边发生了什么热闹。直等到人群围聚得差不多了，相忱才停住手里的鼓，开始向面前的群众传讲福音：“我们是传福音的，想得永生的人请进来听我们详细地讲！”可是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着你，却没有一个人肯向前挪动脚步，相忱见状又接着说：“这福音是白白送给我们的，不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得着，得着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大家一听说不要花钱就放下了心，终于有几个爱热闹又胆子大的人带头走了进来，随后又有几个人跟了进来。相忱也回到屋里的讲台上，开始对台下这不多的几位听众详细地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没听上几句，就有人不耐烦地离去了，即使勉强留下听完的几位也没有回应的表示，以后也再不来了。
虽然没有任何一位原来“福音堂”的信徒闻讯回来聚会，也没有任何一位进来听道的人能够悔改接受福音，但是所有意想不到的困境并没有使相忱产生气馁或是抱怨。虽然最初的一两个月当中，在“福音堂”里聚会的就只有我们这一家几口人，但是相忱依然在一丝不苟地带领每次的聚会，唱诗祷告讲道，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轻忽懈怠。因为相忱明白，传福音不是靠人的热情和才干，而是要完全地仰望神的大能和智慧！他不断地提醒自己“等候吧，我只是撒种的，真正能让种子生长的是神！我现在应该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因为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并且越是在看不到任何果效的时刻，就愈发需要自己的谨慎自守和恒切祷告，他一方面照旧坚持带领全家每周三次在“福音堂”大门外边打鼓唱诗，另一方面藉着每天的祷告，向神切切地祈求，求神的灵亲自做工，感动听道之人的心悔改信主，同时相忱也发现自己的不足，求神赐给“福音堂”合适的同工。
这段时间，相忱每天上午还是去冉约翰的旅馆里工作半天，下午回来就从堂里搬出两条长板凳放在门旁，自己坐在那里读经，遇到有路过的人驻足观看门上的标语和图画，他便会主动上前去与人攀谈，请他们坐下，借着这个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没有人时，他就独自一人安静地看他自己的书，直到天色暗黑才进来。
一天下午，相忱照常坐在门旁读经，我在后面的屋里忽然听见好像外面有人在扣打门环的声音，就赶快走出来一看，只见“福音堂”的门口有一位身穿长衫，留着一副长胡须的老者，正和相忱站在一起，听他边捋着胡须边笑阿呵地开口问道：“谁是这个‘福音堂’的牧师啊？”相忱很客气地回答说：“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师不合适，叫我牧者，或者就叫我袁先生吧。”那位老者对相忱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这个‘福音堂’开了，很高兴，就进来看一看。”相忱见这位老者也是信主的，又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就问：“老先生贵姓？听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哈哈地笑了起来，慢悠悠地捋着他的长胡须，答道：“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几年了。”原来这位夏老先生已经信主有好几年了，今天他碰巧从‘福音堂’门口路过，见大门开着就走近来，相忱坐在门旁低头看书却没有觉察到他，故而才有礼貌地轻扣了几下门环。相忱连忙把夏老先生让进堂里，夏老先生一边随着相忱往里走，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堂里的各处。
我见这位夏老先生约莫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腰板挺直，宽宽的额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总带着慈祥的微笑，最与众不同的是，老人的胸前留有一副引人注目的美髯。落座以后，夏老先生对相忱说，他很高兴看到现在像相忱这样服事主的传道人越来越多了，主的福音越来越兴旺。相忱也向他详细介绍了“福音堂”目前所面临的状况，两个人真是越谈越投机，夏老先生是北平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和特点，他对于怎样在北平展开福音的事工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应该如何同北平人打交道，应该如何向北平人传福音等等。相忱听得非常认真，还把其中的要点一一地记录下来。他们俩一直谈到快要吃晚饭的时候，相忱请夏老先生留下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老先生婉言谢绝了相忱的邀请，临走时他告诉相忱：“下一次开堂的时候，我一定来帮忙！”
到了下一个主日，夏老先生果然早早地就来到“福音堂”。他和相忱一道站在门外对着过路的人传福音，引他们进堂来听道，直等到聚会结束人们都散去了，他自己才回家。从那以后的每次聚会，夏老先生都是这般的早来晚走，笑呵呵地从里到外地忙个不停。“福音堂”终于有了宝贵的第一位同工。
北平人在夏天的晚上有外出乘凉的习惯，直到一九八0年代还可以在闷热的傍晚见到那些老北京人三五成群地坐在胡同里聊天的情景。夏老先生就和相忱商量要在夏天的晚上开布道会传福音，于是“福音堂”就开始有了在夏天晚上的特别布道会。
聚会开始之前，相忱不仅像往常一样地打开“福音堂”全部的门窗，还将堂内外的十多盏电灯也一同打开，把里外照得一片通明，夏老先生则习惯地捋着他的长胡须走出来，把散布在“福音堂”周边街衙中间纳凉的人们请进堂里听道。相忱在台上布道，台下的听众摇着手里的蒲扇听道，有一次，我见一位老太太用自己带的板凳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就去请她进来坐，可她说什么也不肯，可是没过多一会，我不经意的一转头却发现她正坐在我的身后聚精会神地盯着台上的相忱，会后这位老太太遇见我，很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坐在外边听不清楚。”我高兴地鼓励她继续来聚会，不久她就悔改信主了。几乎每次布道会后都有人悔改，男人就由相忱带领做决志祷告，妇女们大多是由我来带领她们祷告。神就是这样，一日一日地把得救的人加给他的教会。
相忱自己在布道会上讲道，也请夏老先生和其他的同工轮流上来讲，以后主日聚会上的讲道也是如此。相忱常说“讲台的事奉是‘畅开的门’，而不是由一个人来霸占讲台。”为此他特别鼓励同工和信徒上台讲道，只要你愿意讲，他都会主动帮助你预备讲章内容。因为“福音堂”的讲台是畅开的，所以当年很多传道人都在这里讲过道，也有很多人慕名前来“福音堂”同工。“福音堂”不仅畅开了事奉的门，相忱更主动耐心地引导大家在传福音的道路上与主同工，很多人都曾有过和相忱一起上街传道的经历。有一位名叫张家麟的年轻弟兄，随父亲张子园先生在“福音堂”聚会。张子园先生早年做过东北军的少将军官，悔改信主以后热心事奉，也曾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但那时张家麟弟兄正在北京大学上学，只是随着父亲每周来聚会，对福音并不热心。相忱看在眼里，多次邀请张弟兄参加街头的敲鼓传道，虽然当时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是经历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之后，神的灵带领张家麟弟兄重新回到教会，他成为自塔寺教会最热心传福音的同工，常饱含激情地对年轻人见证自己当年跟随相忱传福音的情景，激励他们为福音献身。
相忱和同工们不仅在真道上彼此建立，也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来“福音堂”参加聚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牧养的事工也随之增加了。相忱知道夏老先生的住处虽然离此不远，但担心老人早晚来往奔波挺不方便，就用隔栅在堂里隔出一间，请夏老先生和老伴两人住在堂里。相忱诚恳地对夏老先生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地方，我们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份吧！”另外一位当时和相忱很亲近的同工李遵道弟兄，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我见他缺少衣服，就在给相忱买衣服的时候也同样为他买了一件。
神是信实的，依靠他的必定不致羞愧，等待他的必要收获丰盛。“福音堂”的福音事工也一步一步地显出果效。
一九四七年夏天，“福音堂”第一次为二十多位信徒施浸，从那一时起，以后每年夏天都固定有一次施浸，得救的人数逐年增加，一九四八年为三十多人，一九四九年有四十多人，一九五0年达到五十二人。到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福音堂”每周的主日聚会已经从最初的只有我们一家人增加到有近一百人。也是从这一时起，相忱决心辞去他在教会以外的一切工作，全心传道。到一九四九年时，每逢聚会，“福音堂”里的二百多个座位都坐得满满的。以后，“福音堂”每年受洗的人数都有数十人，即使在一九五五年教会承受到最大压力的时候，相忱仍在这里继续公开为信徒施浸，最后一次洗礼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天，直到第二年的春天相忱从“福音堂”被捕才停止。
相忱并没有只满足于“福音堂”信徒人数的增加，而是更加注重于信徒生命的成长，当作传福音的重中之重。每年夏天的施浸之前，相忱都要与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详细交通，了解对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正地清楚得救，重点了解他们在信主以后，个人生命上的更新与改变。
“福音堂”的信徒主要是从事手工业和经营小生意的城市平民，还有一些是从外地来北平躲避战乱的人大家，虽然文化程度都不高，许多人的家庭生活还很困难，但各人在敬虔爱主和追求真道上常有很好的见证。我记得有一位家住在附近，被人你为“李老头儿”的老弟兄，原来就是信主的，听说“福音堂”开堂以后每周主日都来聚会。他见到堂里那块写有“万有真源”的木匾已经陈旧不堪了，就主动说“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啦，我给教会绣个新匾吧！就绣‘万有真源’，这个词好啊！”。没过几天，老弟兄果真送来一块白缎子上绣着黑字的绣匾，镶在红色的木框里，替换那块旧匾挂在“福音堂”的中央。仔细端详，这块新匾绣得实在精致极了，若不是出自神的恩典，怎么能想象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够做成如此美妙的工！当时还有好几位从外边来北平避难的信徒，在城里无处栖身，相忱也把他们安排暂住在“福音堂”里。后来有一位台湾省籍的信徒慕名来“福音堂”聚会，当时他正在近处的新街口开办了一家“丙寅酱油厂”，他见到那几位借住在堂里的弟兄很有感动，对相忱说：“你这里的弟兄都这么好！上我那里干去吧！”就把这几位弟兄接到自己的工厂里做工，还在厂里为他们解决了食宿。这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很爱主，每周都来聚会，来时总不忘带两瓶酱油送给我，那酱油的味道很鲜美。一九四九年时，这位弟兄忽然丢下工厂不辞而别，以后再没有过他的消息。我忘记了这位弟兄的名字，以后每念及这件事，心里总是感觉很亏欠他。
相忱没有因为“福音堂”已经结下的这些果子而让自己的脚步稍有放缓，我看得出，他的头脑中始终在一刻不停地琢磨着怎么才能把福音更有果效地传出去，以使更多的人在基督的福音里悔改得救。“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相忱请人用铁皮把这句话制成八个一米见方的大字，树立在“福音堂”的房顶上，从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它们。看见的人常常会吃惊地找到“福音堂”门口来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就连相忱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字竟然真的挽救了一个走向死亡的年轻生命。有一天，我在穿堂门看到相忱正在堂里和一位陌生的青年人谈话，那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泪流满面，哽咽着对相忱讲述了自己的苦难遭遇：他是一个因为战乱失学而流落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感到人生没有了盼望，就在今天想到阜成门外的护城河投水自尽，正在这时他抬头看见了“福音堂”上的这八个大字：“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他想这句话不正像是对我说的吗？我难道真的只有死亡这一条路了吗？神的灵感动了这个年青人的心，他彷徨良久，终于下决心要看写这话的人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解除自己的苦难。年青人坐在相忱的对面泣不成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打动了他心扉的那句话：“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相忱望着面前的年青人，温和地对他说道：“年青人，你来对了！我也许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难处，非要走自杀的路，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你，给了你生命，你只能好好地珍惜生命，并且要知道是谁创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多么苦了！”这个青年人从此悔改信主，每周都来“福音堂”聚会。一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回东北去了，行前专门来向我们告别，他说自己有钱就执意不肯接受我们给他准备的路费。从他离去的身影中可以看得出，生命的喜乐平安已然完全代替了昔日死亡的悲观绝望。
传福音的事工对于相忱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界限的，只要是传福音他都会不计代价地去做。还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当时北平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广播电台开设了和千兆的福音广播频道，每个星期日的中午都要请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和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去讲道每人每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王明道先生和相忱都在被邀之列。这样，相忱主日的上午先要带领“福音堂”的聚会，讲完道以后还要和信徒个别交通，等到电台汽车来了就要马上赶去电台播音，常常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还有宫门口的神召会要举办专门对青少年传福音的“青年归主运动”，神召会的培保罗牧师来邀请相忱担任布道大会的翻译和讲员，相忱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布道大会开得很成功，印有培牧师和相忱两人照片的宣传海报贴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很多年轻人在大会上悔改信主，虽然如此巨大的果效几乎并不能为“福音堂”带来任何看得见的增长，但相忱始终是在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投入其中。
为了福音的缘故，相忱敢于去做，也甘心愿意去做许多别人不敢做也不愿意做的事情。自从“福音堂”开堂以后，他和同工们每周三次在“福音堂”门口敲鼓向路上的行人布道。每逢大街对面的白塔寺有庙会的日子，相忱他们都把堂里的大鼓拾到庙会里，敲着鼓向那些来赶庙会的人传福音。这样的“街头布道”可说是一种直接而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方式，但也许是上街去布道太过辛苦，又恐怕这样做了会有损于传道人的身份，总之在北平的各大教会中很少采用“街头布道”，更少有能够常年坚持实行的。甚至神召会的培保罗牧师都被这里的传福音的热忱感动，多次主动来参加“福音堂”的街头布道，相忱敲鼓，培牧师就站在大街上用英语布道，相忱再为他做翻译。
传福音的鼓声在被拦阻前已经坚持响过了四年的时间，有数不清的人在鼓声中被吸引到主的福音面前。最后一次在街头敲鼓传福音是在一九四九年未的那个冬天，那天相忱和儿位同工又像往常一样抬着大鼓去白塔寺庙会上传福音，可我却见他们回来的要比平时早了很多，各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些不太自然的表情。相忱向我讲述了他们刚刚遇到的事情：他们在庙会附近的街上一边敲鼓一边传福音，相忱正向人群布道的时候，忽然从人群外面传来几声呼喝“都散开了，不要围在这里！快点散开，别站在马路上！”随着这声音，众人一下子散开了，有几个穿军服扎皮带的人出现在相忱面前，相忱马上明白来人是解放军。其中领头的一个问他：“你们怎么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底干什么？谁让你们在这里的？”相忱照实回答：“我们是传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这里传。”那人把相忱上下打量了一番，才说：“不许在这里聚集！跟我们到军管会去！”军管会就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简称，是在当时新旧政权交替变化的初期由军队代行政府管理职能的机构，成员大多由军人组成。于是就有几个穿军服的人上前收拾起相忱他们刚用过的鼓和镜等等，把他们带到军管会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办公室。到了军管会，刚才领头那个人的态度比在街上的时候要好了许多，他问相忱：“你是干什么的？”相忱回答：“我是阜成门‘福音堂’的传道人，我叫袁相忱。”那人点点头，说：“以后不许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吗？”相忱就说：“你们共产党不是说有宗教信仰自由吗？”因为相忱觉得既然有自由，那为什么又不许在大街上传道呢？那人听相忱这话，先是愣了一下，口气更加和缓了下来，解释说：“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刚解放，外面比较乱，所以现在最好不要在外面聚集。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了。”相忱看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态度还好，也不再说什么，抬着鼓就回来了。相忱并没把这件事情看得有多么严重，虽然从那以后他再没去过街上布道，但并没有丝毫改变对传福音的信念，每逢聚会，他都把“福音堂”的门窗全部打开，让堂里唱诗和讲道的声音能够清清楚楚地传到外面的街上。
相忱忠心于传福音的事工而舍弃了他个人的恩赐和才能。他也一生中常对人说：“我这个人除了传福音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但了解相忱的人都知道实际并非尽然，相忱从小受教于传统的中式私塾，长大后又在青年会的学校中接受过正规的西式教育，在中西学识上都有相当的基础。首先，相忱在文字方面是有相当功底的，在“福音堂”时我就常常见他撰写和编译一些文章在主内的刊物上发表。一九五三年，相忱又去过一次成安，回来后还专门写了一篇《八年回忆》的长文作为纪念。相忱并没有过于看重他的这些作品，一向也不曾对人提起过他的写作，我当时也没有留意加以保存，时至今日已经一篇原文也找不到了，实在令我惋惜不已。其次，相忱的英文也是非常出色的，“福音堂”也时常应邀为国外的宣教差会担当翻译。记得在一九四七年前后，与相忱多年相熟的德国宣教士陆亨理(H.Ruck)和计志文牧师等人，在北平建国门内的方巾巷十六号设立机构，翻译“国语新旧约译本”《圣经》，相忱在空暇时常去那里和陆教士、计牧师等人一起交通研经。虽然在这间小小的“福音堂”里根本用不上鸿篇大论地发表证道，娴熟的英文更全无发挥之处，但相忱却安之若素，从没想过要按照自己的恩赐和才能来设计自己的事奉以及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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