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百合花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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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的《百合花》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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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学刊物《延河》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问世以来，读者和评论家对它的好评就没有中断过。以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作为发端，“清新、俊逸”、“结构谨严”、“富于抒情诗的风味”等评价成为了贴在《百合花》之上的标签，也成为了贴在茹志鹃这个名字上的标签。近60年来，有关茹志鹃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多沿着这条路径进行开掘。但是，如果仔细品味茅盾当年对《百合花》的评价，就会发现，即使是作为文坛名宿的茅盾，在面对这样一篇小说的时候，也明显感到了一种言语上的困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来概括这样一部作品。“清新、俊逸”其实是一个非常写意的批语，它仅仅传达出了茅盾作为读者的一种主观感受，虽然茅盾在后来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分析作品中的结构和语言，但是，这些分析毕竟还只停留在了作品表层，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茹志鹃及其《百合花》等作品的评价也仍然没能超越茅盾等人设定下的描述性和概括性的局限。

本文尝试导入“周边”这一概念，将《百合花》一文从文学史大的脉络框架中抽离出来，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心，重新构建历史，去探寻《百合花》与作者之间的隐秘关系，从文本生成的角度对这个文学史“遗留问题”进行解答。

王啸平的遭际：

作为《百合花》生成的历史事件

很多有关《百合花》一文的研究，都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即年前后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中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结合茹志鹃的创作经历，对她的这段回忆进行细读，就会发现其中暗藏着很多玄机。

首先，《百合花》是茹志鹃的创作生涯中绝无仅有的“逸品”。早在年，茹志鹃就已经与文学结缘。在《百合花》诞生之前，她已经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十余篇文学作品，并有一部小说集被正式出版，但是，这时大多数读者们仍不知道茹志鹃是何许人也。而年《百合花》刚一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随即被《人民文学》转载，并引起了茅盾、侯金镜等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重视。正如侯金镜所归纳的：茹志鹃以抒情的方式带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是“有意识地发挥了自己的某些长处”。如果翻阅同时期有关茹志鹃的研究就会发现，对那些与《百合花》一起被侯金镜褒赏的其他作品，其他评论家们仍持着一定的保守态度，但是对于《百合花》一文，大家却不约而同地交口称赞。可见，《百合花》在茹志鹃的创作生涯中，属于那种绝无仅有的“逸品”。

第二，从创作题材上来说，《百合花》属于战争主题的小说，这在茹志鹃的同时期创作乃至整体创作中都是比较少见的。这篇小说发表于年，小说的第一句话“一九四六年的中秋”就把读者的思绪拉回到了十多年之前。按照年龄来说，生于年的茹志鹃属于“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这批作家面对的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景象，在他们的笔下，忆“旧”的成分往往较少，更多的是对于新生活的书写和讴歌。他们笔下为数不多的关于旧日里战争场景的描述，也是为了以旧社会人民的不幸、军民一心的艰苦卓绝来反衬新中国生活的美好。而《百合花》几乎是一篇回忆性质的小说，作者完全将重心倾斜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全文对创作时的当下社会完全没有触及。但是，从茹志鹃本人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其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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